文章来源：新一代经济学人（百家号）

（一）应对危机的“加杠杆”

转瞬之间，2019年已然来临。

回望过去的十年，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全世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不得不由外需转为内需的投资拉动。

由于中国的金融结构是由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而非西方式的直接融资方式，2009-2010年间，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导下，社会融资规模剧增10倍。

由于中国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以及银行主导金融机构造成的“金融抑制”，“影子银行”业务开始风行。

所谓“影子银行”，说白了就是“银行的影子”，影子银行不过是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套利”的工具。

影子银行的实施路径为：商业银行为了规避央行监管，通过各种通道业务（如同业业务、银信合作、银证合作等）实现表内业务的表外化。

于是，影子银行业务“喂饱”了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客观造成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以及经营风险剧增。

最终，影子银行业务成为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共同加杠杆的主要工具。

但是，即便如此，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并未得到解决。因为影子银行业务青睐的对象并非民企，而是国企。

当然，最终为金融加杠杆“买单”的还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操作，老百姓的低息存款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有了操作空间，然后才有了后面的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

（二）不得不进行的“去杠杆”

 
2015年，大批资金通过加杠杆进入股市，最终酿成“股灾”，使金融监管层认识到金融与实体部门“去杠杆”的必要性，否则中国经济将会出现系统性风险。

但是，金融政策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种极端。

2016年10月份开始，为了从金融机构开始实施去杠杆，最终实现实体的去杠杆，金融监管层实施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客观上造成实体经济的“釜底抽薪”。

体现在金融数据上，M2与社会融资规模出现断崖式下跌。

当然，金融监管层在后期对其矫枉过正行为进行了再纠正。

“资管新规”的正式出台，针对金融机构的相对政策比“征求意见稿”要“温柔”许多。

（三）当务之需的“稳杠杆”

 
经历了加杠杆与降杠杆的“冰火两重天”，金融监管层选择了“稳杠杆”。

因为，只有“稳杠杆”才能保证经济稳定。

一国经济发展虽然不能搞GDP军备竞赛，但是同样也不能忽略GDP的重要作用；因为GDP代表的是一国经济增量，一国经济增量代表着新增的财富。

只有实现金融杠杆的稳定，在具有弹性的流动性前提之下经济政策才具有持续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松紧适度”货币政策就是很好的例证。

同样，只有实现金融杠杆的稳定，才能缓解债务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完成债务在不用部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再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