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刘澄清（作家专栏）

本文是根据在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商泰普惠金融论坛”上演讲内容修改的。泰隆金融学院是国内最早培养普惠金融方向本科与硕士的高校之一。

普惠金融是从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演化而来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是空穴来风，是引进国际包容性金融（国内叫“普惠金融”）的理论与经验，并结合中国特点进行的探索与实践。实际上，国际普惠金融是从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演化发展而来的。虽然，我国微型信贷、微型金融，与国际半个多世纪探索实践相比，起步晚，但我国从数字支付开始发力并弯道超车，推动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并走在世界前列。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我国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许多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不负责任的所谓“创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我国普惠金融出现“真普惠”与“假普惠”。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与行业对普惠金融概念及内涵与外延含混不清，甚至出现“误区”有关，比如，“普惠金融不能是高利率”、“高利率=高利贷”、普惠金融就是“普”和“惠”的金融、“先普及后优惠”、“普惠金融就是为了扶贫”、“普惠金融成本高很难获得商业可持续”、“传统金融与普惠金融没有区别”，甚至提出“特惠金融”。这些把普惠金融政治化与表面化，影响了我国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是从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演化而来的，而面向贫困与低收入与弱势群体及微型企业的微型金融，实际上先是从民间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从大学或非盈利组织探索发展的。最初的微型信贷，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贫困与低收入群体设计开发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因为传统银行按照“二八定律”，无法向金字塔底层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早期先驱探索者包括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默罕默德Ÿ尤努斯教授以及美国安信永普惠金融中心联合创始人伊丽莎白Ÿ莱恩博士等长期不懈努力，推动国际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的发展，而我国的先驱探索者包括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以及茅于轼教授和汤敏博士等。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以及国际其他组织，在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先驱探索者成功经验基础上，把微型金融作为减贫的有效工具，在欠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推行，尤其是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最具权威。2005年联合国小额信贷年提出发展“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我国翻译为“普惠金融”），使原来没有进入主流金融体系的民间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产业，作为包容性金融（普惠金融）体系，而成为主流金融的一部分。

面向金字塔底层群体的金融服务，尤其是普惠金融，靠传统大银行推动肯定是不够的。而普惠金融就意味着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叫普惠金融。当然，创新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但不能“因腻废食”，市场要创新，监管也要创新。监管也需要给创新提供足够包容性空间和时间。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因此，这就对监管提出了挑战，采用原有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普惠金融服务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了。实际上，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不是哪个金融机构财大气粗、资产大就能做好。关键是机构的管理与创新，尤其是受三年疫情影响，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要向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尤其是乡村振兴中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家庭农庄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方便快捷、负担得起、可持续的优质金融服务”，并不是靠发文件从上到下、走捷径就能解决。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机构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不把高成本低效率转嫁给客户，换句话说，就是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才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路径。

总结我国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探索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主要还是对国际的理论与实践没有很好研究与把握。在没有建立适应数字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监管框架，尤其消费者保护与教育的框架之前，对“互联网+金融”的放任与野蛮发展，对消费者，尤其是弱势群体是很大的伤害。“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普惠金融，如果没有监管，资本+市场，将是野蛮的”，四年前哈佛商学院Micheal Chu教授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普惠金融的利率应市场化

实际上，如果没有微型金融产业发展（与国内比较相近的是“小微金融”，虽然两者差距很大），普惠金融就可能变为一句口号。由于我国普惠金融框架下的小微贷款衡量指标与国际基本没有接轨，在普惠金融体系里仍然沿用传统贷款的衡量指标，包括风险评估工具，其特征是单笔贷款金额高（1000万元），这就需要正规抵押与担保和信贷保险等等层层风险管理的包装，使得真正的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很难获得。相反，普惠金融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一些不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被金融“大水漫灌”而可能被“淹死”。普惠金融体系的微型金融和微型信贷只能由市场主导，贷款利率也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面对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城市的客户与偏远乡村的客户，同样的单笔贷款额度与期限，所产生的成本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贷款定价也应该不同。否则，没有金融机构愿意去乡村提供服务。普惠金融框架下贷款利率的降低不能被政治化，只能通过充分竞争与技术进步。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客户，应该完全由金融机构来决定。当然，贷款风险应该由金融机构承担。微型信贷，即微贷的产品不应该是一个短期贷款，授信额度应该是经常结清的。小微贷与传统贷款最大区别是风险管理理念的不同，其秘诀就在于鼓励客户重复贷款，而不是惩罚客户。比如，客户逾期还不了款，可能就为了几万块钱，金融机构会不分青红皂白，把客户起诉到法院，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有可能把客户变成“老赖”。这不是在真正践行普惠金融，而是对其理念的背弃。这样的做法，最终又可能再次把客户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而违背普惠金融的初心与使命。开展普惠金融最需要讲仁德，要有个宽容度，而且贷款金额才几万元。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了解客户逾期还不了款的真正原因。现在疫情影响时间长，影响这么大，要有包容性，跟客户一起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5+2”体系建设

数字技术推动全球金融快速发展，这也是中国的优势与特点。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一样有“支付、存款、贷款、保险与理财”，富人需要这样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也需要这样完备的整套金融产品和服务，但面对这样的群体，需要加上“消费者保护与赋能”，形成“5+2”完整的体系。这个“5+2”体系是我对过去16年来致力于微型信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总结。

大型传统商业银行是否可以直接开展普惠金融框架下的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呢？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直有争论。国内也一样有不同观点。从国际经典微型金融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大型商业银行被认为无法直接向贫困与低收入和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的。然而，今天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大型商业银行是否更有优势呢？这个议题在疫情前由Visa提供奖学金的DFI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认证课程上有多次讨论，尤其是在建行上海总部大楼的线下培训，得到了深入讨论。建设银行上海数字智能中心一位资深数字贷款产品研发经理参加了那次线下课程，他分享的观点给行业发展有启发意义。因为，现在所有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银行都在研发和推出数字贷款产品与服务，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这可能是对全球的数字普惠金融探索发展的一个贡献。

当然，数字化并不是万能的，大型银行的平均单笔贷款额度还是很高，凭借他们的特殊优势，很难想象他们会去放着中小银行优质客户，即行业戏称的“掐尖”，而去挣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辛苦钱”。

乡村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战场

几年前，银保监会就提出乡村是普惠金融发展主战场的战略定位。今天的乡村包容性发展也好，推动共同富裕也好，这个普惠金融战略定位越来越重要了。然而，这个普惠金融主战场就意味着更不容易、更艰难！因为城市里人口聚集，数字化程度也比较高，银行的竞争也比较充分，那里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已经很高了。现在全国的农信社、农商行在推动乡村普惠金融方面参差不齐。从市场竞争角度，我国乡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确需要更充分的竞争，因此，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进入乡村振兴是好事。“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号角已经吹响，包括大型金融机构等各路“人马”进入乡村普惠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有利于助力乡村振兴与推动共同富裕。从全球视角看，中国是全球数字普惠金融最具潜力的市场，只要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正确，改变过去那种“赚快钱”的思想，脚踏实地为乡村市场提供有价值的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服务，与客户共同成长，每个机构都应该能找到发展的路径与方向。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战略选择。

多方合力推动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

农村信贷探索实践，我国可以上溯到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南宋朱熹的“朱子社仓”。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后者是民间乡贤从下而上推动。纵观国际半个多世纪微型信贷、微型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历史，中国政府的确在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推动，往往会出现一刀切的做法，甚至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凭借其实力去影响监管政策。比如，最初普惠金融贷款单笔定在500万元，后来，却提高到1000万元。同样的，对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推行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也没有区别，尤其是对那些服务农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没有专门的监管政策与框架，这不利于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国际经典微型信贷与微型金融产业发展，最初大多是通过公益非营利性模式，先解决覆盖面，即服务更多的客户。我也看到北方一个省的小贷公司准入就有“扶贫小贷公司”，其注册资金要比其他商业性小贷公司要低很多。然后，最高峰时我国各省市有将近1万家小贷公司，现在只有一半多一些，其中还有一半经营困难，更不用说“扶贫小贷公司”的现状了。

因此，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助力乡村振兴，是直接提供微型信贷、微型金融或者小微金融，还是赞助支持公益性微型贷款，通过支持能力建设，帮助乡村微型金融专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关键是看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的指挥棒。

就乡村振兴而言，村民教育与也很重要，直接影响乡村治理与运营，尤其是合作经济与合作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但当下村书记和核心团队的能力提升迫在眉睫。新上任的村书记，他们对复杂的乡村治理与运营心中往往无数，有些是年轻人大学刚刚毕业的或者对乡村也不熟悉，就去当了村书记。大型金融机构如果支持这方面的能力建设，那肯定是公益的。这对于国有大型银行来说，支持乡村干部培训与能力建设，需要有战略眼光的高管团队和决策层，他们才会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但障碍可能是国有大型银行赞助公益项目的资金支出比登天还难。实际上，大银行在开展城乡普惠金融业务中利润往往比中小银行高，他们赚取的利润回补到乡村，也是应有之义。

只有这样，才能把乡村的客户量做起来，而不是大小银行全部扎堆乡村，去抢客户。实际上，许多乡村，尤其是偏远山区乡村，存量客户在过去十年并没有增加。因此，现在乡村市场需要培育客户，那么培育的时候肯定需要做一些公益项目，所以也是跟客户一起成长。在开展客户教育与赋能的同时，也是了解客户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最好途径。过去四年，我调研的包括偏远山区“长者食堂”就是乡村振兴的一种很好创新。许多村实际上只剩下年迈的老人了。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到大城市或者周边城镇，因为，99%的村已经没有学校了。为了孩子的教育与未来，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虽然艰辛，但很无奈。因此，留在偏远乡村的老人，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县乡村能够帮助他们更体面的度过晚年。他们也不希望给儿女增加太多压力。更何况，从乡村走出的劳动者在外打拼也不容易。很多人在帮助年迈父母度过晚年，尽孝心上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希望乡村发展，能够托住乡村的弱势群体。因此，包括闽东宁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在乡村举办“长者食堂”是当前乡村发展过渡期非常关键的。而且，乡村干部只要把“长者食堂”办好，也能够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运营。“”格物致知”，能够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好，就会从中得到启发，就可能“”举一反三”，甚至“举一反十”。当下，就看村书记的格局与能力了。

乡村治理与运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普惠金融只能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尤其是县乡村干部的正确理念与相匹配的能力，即能够推动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营。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才能良性发展，普惠金融才有“用武之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些地方官员过度解读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盲目扩大普惠金融在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这对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有害的。普惠金融不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如果皮都不健康，依附在皮上面毛，还能健康吗？当地经济不健康，乡村治理乱七八糟，乡村运营也不好，就算是当下流行的建立“”信用村”、“”信用乡”、“”信用县”，有些可能也是为了营销影响力吧。真正要给所有人贷款，来真格的，估计不是那么简单吧。

乡村振兴，政府有可能失灵，市场也有可能失灵。政府的失灵就是他们可能不了解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真正需要什么。比如说，现在是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村书记成为“一根针”。村书记整天应付上面各种要求和检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去思考乡村怎么规划与发展？哪里还有时间去和村民谈心，了解每个村民的诉求和困难？因此，从上而下的乡村振兴做法也会失灵。当然，市场也会失灵，一家企业去乡村发展，也需要有收益和回报，尤其是希望回报越快越好的企业老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身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之前，可能需要战略定力，思考清楚前期可能就是投入甚至亏损，可能需要中长期战略投资，它没有那么快的回报。

乡村振兴与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对乡村有真情实感的人，对自然有谦卑敬畏精神的人。过去中国管理乡村就没有吃“皇粮”的，主要是乡贤参与管理。这样就可能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乡村政府要做的是教育与环境卫生，乡村振兴，不是盲目上项目，更不能养一群人与民争利。“无为而无不为”，什么事乡村干部都管，村民就坐在那里看你去干，尤其关系到村民生死存亡的土地与宅基地，就是涉及拆迁问题，要有中立机构依法办事，而不是强势政府直接出面。因为，很多土地都是村民祖祖辈辈留下了的。地方政府直接出面去强拆，引发矛盾与冲突，破坏本来就平静和谐的乡村。乡村治理要真正以村民的意愿为目标，不能违背村民的意志。否则，得不偿失。

乡村建设需要社区驱动型，从下到上。现在很多城市的集团公司到乡村去开发。他们财大气粗，对乡村没有感情，就把乡村搞的像城市那样，对大城市人根本没有吸引力。他们把乡村建设得面目全非，建筑物与周边环境不和谐。乡村振兴与乡村规划，起点要高，宁可分阶段建设，不要急于求成。没有想好的，先不破坏原来景观，先解决民生和村民文明教育。软实力是决定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

同属于东方文明的日本，其美丽乡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靠政府发动和带动的，而是村民自己行动力的结果。通过村民自治或者称其为（CDD-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因为，在村里生活的村民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对设计和建设乡村都会产生灵感和动力，而不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乡村建设是从生活在大城市大公司大集团的人去乡村，最后搞得和城市一样。记得我在住友集团时，一位大阪总部的部长级同事退休后，领着退休金离开大阪和他妻子（画家）到乡村买了房子，享受田园生活。但愿这次疫情能够给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向走所启发，真心实意去建设我们美丽的乡村。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真正实施，的确是一个巨大挑战，它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深，更重要的是传统乡村的保护，是文化复兴的根基。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乡村教育与文化复兴。因此，普惠金融是否也可以助力包括教育与文化复兴，而不仅仅促进商业与经济发展，应该值得深入研究与探索。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首先应该有一个思路和路径，包括公益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机构也需要发展，这就不仅仅涉及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农业农村与乡村振兴部门，还需要民政等政府部门参与支持才能全面推动乡村建设。

（本文是在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办公室提供的讲座内容记录基础上编辑修改而成的，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其他任何机构的观点）。（作者——刘澄清：CPCP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原新华社记者）